编者按本文节选自谢宁的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谢宁是中文系年校友,毕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党委书记王学珍的秘书。蔡元培先生曾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特摘取此文以呈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北大之真实变迁,以飨浊世之“清流”。

那个年代(80年代)北大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气氛很浓,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很高,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入学之后,就多次听到上几届学生谈起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盛况。区县级人大代表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直接选举,当年的北大学生投入了极高的参与热情,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表达了许多政治主张。年春天中国男排逆转战胜韩国队后,北大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也令我们无限神往,很快我们就在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国家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大胜科威特队时体会到了那种激情。年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的队伍中,和我们同在一个方阵的级生物系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定格画面,体现了北大学生对处于个人声望最高时期的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支持。除了这些大的场面之外,北大学生平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热情也很高,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讲座、讨论往往会受到热烈欢迎;各种场合中的讨论和争辩更是随处可见,有一段时间32楼南面的院子里学生们还办过一个咖啡馆,经常可以在那里听到各种时事新闻的发布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讨论。

年可能是北大学生政治倾向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北大师生中也有一些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过从总体上看,北大师生和中央高层是比较一致的,对改革开放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带来的上下一心的“蜜月”之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显现。到了年代的中后期,北大的政治气氛仍然非常浓厚,只是不同的意见和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在学生中表现的比较明显,学潮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条主线,先后出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学潮,最后一次是距离世纪之交十一年的那次。在这几年里,北大党委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我作为一位亲历者和旁观者,认为在这几次学潮中,北大师生虽然和上层有不少分歧,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但是就总体和主流而言,北大师生一直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只是希望党能够改进自己的问题,做出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距离世纪之交十一年的XXXX对北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大的走向。XXXX之后的北大校园曾经异常安静,到了学生恢复往日的喧闹之后,听到最多的声音已不再是读书声和讨论声,而是从一大片宿舍楼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麻将牌的声音,我也是那时候学会打麻将的。北大学生关心政治的气氛不再浓厚,一种苦闷和迷茫的感觉则弥漫在校园中。此后的北大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变化是逐渐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所能感到的北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从思想上的活跃转向了实用主义的盛行。这种变化是逐步的、渐进的,甚至是身处其中的人难以明察的。

北大的变化固然有政治、社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出于趋利避害本能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来的过于彻底,已经到了让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程度。对于北大的变化,几位主要领导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则非任彦申莫属。任彦申的能力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他不是简单地执行上面的指令,而是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北大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在任彦申还没有成为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他的主张就在北大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尤其是他提出的北大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观点,更被认为是北大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北大的大多数人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将北大的作用局限在经济、技术领域,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

与此同时,任彦申将北大逐步改造的适应体制需要,并建立起北大自身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意图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此后又经过许智宏、闵维方、周其凤、朱善璐等主要领导人的持续推进,其发展程度愈演愈烈,终于使北大形成了全面的官本位体制,各级官员成为了北大最有地位、最有身份、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行政化、官僚化倾向的主导下,北大的学院、系、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逐渐演变为官本位制,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术实际上并没有多高地位。虽然北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引进和涌现了一些出色的学者,个别学科在世界上的排名有了提高,但往往只是成为官员们炫耀政绩的“面子工程”,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筹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不断受到压制,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被边缘化,比较懂得配合的则获得了较高的推崇。还有一批善于经营、长袖善舞的“风云教授”大行其道、名利双收,活跃在学校的各个领域。尽管北大的某些学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功利性比较强,在学术上、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很小。这么多年来人文社科领域没有出现新的大师级人物,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没有再产生王选级别的成果就足以说明问题,更遑论“世界一流”了。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丁石孙时期就提出了,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是真诚的,也是全校上下都比较认可的。但是到了任彦申主导下的北大百年校庆,再次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就已经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实际上是希望因此得到国家的重点投入。闵维方任职时期,又提出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程等同于“跑步”,只能令人想起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滑稽。朱善璐上台之后,“迅跑”都嫌太慢了,他要让北大“冲刺入列”,就是要以冲刺的速度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在北大这几位主要领导人中,除了任彦申还比较实际一些,以谋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之外,闵维方的“迅跑”只能让人觉得可笑,朱善璐的“冲刺入列”则更是十分荒唐。北大的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实际上已经和一些利益集团套取国家资金和社会资源,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如出一辙。虽然不能和动辄获得巨额投入的大型利益集团相提并论,但目的则是相同的。再说例如铁道利益集团虽然浪费了大量资金,但毕竟还建成了若干条可以运行的高铁,而北大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是整天叫嚷着“创建”出来的,他们所做的无非都是按照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创造出一个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的环境,至于能否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则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完全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而北大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功利化的办学方向,同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只会越来越远。正如当年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遭受惨重失败一样,以“大跃进”思维提出的、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也必将成为世人的笑话。

这些年,我对北大的官场也进行了特别的观察,逐渐意识到这些年来北大的权力运作是非常不透明的,北大的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做事情是不讲规则的,甚至可以说北大最大的规则就是不讲规则。现任的校党委副书记于鸿君曾说过北大是事业单位,所以我们不算是官员。他们确实不是一般的官员,就是在外面的官场上,对于官员的职数、待遇、退职年龄等方面还有一些规定,而这些官场上的一般规则在北大几乎是不存在的。我虽然在北大党委机关近30年了,也不禁对北大官场的实际状况感到吃惊。当然我看到的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至于那些我看不到的,隐藏在更深处的各种利益关系、权力依附,就不是我能够全面了解的。目前的北大不要说还能为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发挥引领作用,而是其自身的官僚化程度,权力自肥的腐朽程度已经到了难以令人接受的程度。即使按照党纪国法,按照现行体制内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要求,北大也已经走得太远了。

对于北大的现状,不仅校内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校外也有不少人看得比较清楚。李敖先生虽然愈到晚年愈有娱乐化倾向,但他年在北大演讲时说“北大变孬了”还是很准确的;杜君立先生在《孔庆东时代的北大》一文中断言:“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社会舆论更是不断对北大进行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并不是有意与北大过不去,而是北大的一系列表现早已引起了公愤。但是我也不能不遗憾地认为:北大内部虽然不乏一批忧虑学校前途的人,但是真正有勇气、有能力指出北大问题的人并不很多;校外的人虽然可以用敏锐的判断力判断出北大的状况,但他们对北大的内幕毕竟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甚至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仍然对北大抱有一些幻想,期待北大能像历史上曾做过的那样,继续发挥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

尽管我对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激烈批评,但是也应该看到:北大还是有一批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思想自由,坚持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优秀学者。只是这批学者在北大受到了排挤、冷遇,被边缘化,没有成为北大整体形象的代表,但他们却正是北大得以恢复传统的骨干和脊梁;同时北大还有一大批致力于专业研究,致力于培养人才的杰出学者,正是由于他们对科研、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才使得北大在极为浮躁的环境下,仍然在部分学科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保持了北大在国内高校中的相对领先地位。《精神的魅力》一书还收录了厉以宁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面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北大。张曼菱女士近期出版了《北大回忆》一书,在介绍严家炎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严家炎仍然有一句话“真北大不会亡”。

大概是我平时看到的北大的怪现状、阴暗面太多,可能对北大的情况估计的过于严重了。厉以宁“两个北大”的观点,严家炎“真北大不会亡”的看法,又让我意识到确实还存在着另一个北大:这个北大不仅存在于那些坚持理想信念的北大人身上,实际上也存在于许多虽然迎合世俗,但在内心深处还残存着一点理想火种的北大人身上。北大如果还想重新树立起在中国社会的形象,获得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将这些火种重新点燃,继承和发扬北大的优良传统,继续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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