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家8月盘点

写在前面

书接上回。有读者在《北京村民7月盘点》一文后追问：新一线有哪些？这个问题很实际，我有心回答，但真心解答不了。姑且不论预判一地1城未来发展是个难事，单是界定“何为一线”就已难上加难。除北上广深，把大陆的其他城市列为一线或新一线城市，都会引来异议。

一个人能够安身立命、站稳脚根的地区有大有小，但只要能不断实现自我超出，逐渐挺住更高一级的地区，我认为就是个人的成功，就是人生的赢家。这是我唯一敢下结论的地方。“北京村民”是个隐喻。一样，作为姐妹篇的“北京为家”也不能望文生义，不能简单理解为在北京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六个青年

狭窄阴暗的出租屋里，戴着大框眼镜的高个儿平头青年——牟森侃侃而谈。据其介绍，他和朋友们常常一觉睡到中午，这样便省下了两顿饭。晌午醒来要是实在饿得不行，便翻看本，打与熟人预约见面，然后踩着饭点如约而至，晚餐也就有了着落。

牟森的朋友有高波、“3张”——张大力、张夏平、张慈，后四位的境况差不多，常常为吃饭忧愁。相比高波的嘻嘻哈哈、张大力想法卖画保持生计，两位女生对惨淡生活的反应要强烈很多。一个阳光耀眼的日子里，张慈说道：“有人说，在这里好极了，其实，好个屁。”张夏平对张大力卖画一事十分不屑，她在昏暗的出租屋里总结道：“我说我去卖逼，我也不卖画！”

第六位青年梁博要比前几位年轻，但与前者互不相识，除都曾在北京逗留，他们在其他方面毫无交集。这个“梁博”，并不是那个《好声音》的总冠军。他真名梁斌，“梁博”二字实因他有博士学位而得名，即“梁博士”之简称。博2那年，梁博身体极差，一度有生命之虞。毕业后，他长时间租住在北京1处地下室。

单看上面的描写，这六位青年算不算十足的losr？不要急着下结论。

牟森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高波和张大力是同班同学，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张慈毕业于云南大学，张夏平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梁斌是清华博士。除北师大和清华大学，其他学校你可能觉得一般，乃至没听过。其实，张慈年考入云大，张夏平年读大学，年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学习，高波和张大力的母校如今则改名为清华美院。

蜗居前后

前五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或长或短地蜗居北京，梁博来京则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假设你依然认为他们是losr，是好学校里出来的“学渣”，那末，请再看几组他们蜗居前后的个人发展信息。

牟森，年夏受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月刊支持，去西部作调查；同年12月创建未来人演剧团，导演《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年春创建蛙实验剧团，导演《犀牛》，12月应邀于中央戏剧学院演出；年6月，受瑞士文化基金会资助，导演《兵士的故事》；年1月，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资助，导演《大神布朗》；同年6月，受瑞士文化基金会资助，导演《抛锚》。

年，高波在中央戏剧学院入学7天后，被推荐转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年参加“全国春季彩色摄影大奖赛”获一等奖，奖品为1台两万多元的哈苏相机；年入藏，拍出“云游”系列摄影作品；年底，一名德国出版商看中“云游”，打算出版，并付定金美元；年5月，美国TIMELIFEBOOKS出版商约请世界一线摄影大腕来华摄影“Adayinthlifofchina”，高波被其中一名大腕推荐加入。

剩余几位的公然信息，相对偏少，但不影响对人物的评价。大学期间，张慈与于坚、姚霏并称“3剑客”，毕业后在《个旧文艺》做；年赴京“北漂”，次年8月赴美定居。张大力，年7月随外籍妻子定居意大利；张夏平，原是昆明歌舞团美工，年“北漂”，年8月与奥地利人结婚，定居维也纳。梁博年来京，前后在搜狗任职3年，金山词霸任职1年，-年清华读博；期间依托专业技术赚得巨额财富，1人包揽两个家庭的全部开支，仍有大量结余；毕业后，因国内没有一家互联公司能满足自己的薪资期望，故与校友一起创业。

仅就其世俗功名而言，这六人完全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蜗居，住地下室，不应被视为不思进取、无能窝囊的“铁证”，而只能被理解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正是我选择此六人作为写作对象的主要原因。

码了个彼岸

除梁博，剩余5位其实是纪录片《流浪北京》的人物，该片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这5个人也被认为代表了国内最早的一批自由艺术家。

三个男青年在京城读大学，毕业后不服从分配，流浪北京倒也正常；另两位女青年在云南读大学，毕业多年后也来到北京当起“盲流”，缘由不过是看中了北京的文化气味，用张慈的话说就是“那时候，国家的前程、民族的命运都能在北京找到”“死也要死在北京”。而梁博来京的直接缘由，居然是在故乡找不到工作，雇主嫌他学历差。

但是，来京一两年、两三年，除牟森，其他4位自由艺术家或通过跨国婚姻或通过工作签证，纷纭定居国外。年《流浪北京》拍完后，导演吴文光于年拍了续集《四海为家》。这一年，张大力和高波返回北京定居。这是一个重要节点，是他们通盘斟酌后作出的慎重选择。

牟森当年虽然没有像火伴们那样移民海外，但他也曾赴美作短时间访问。年，他在华盛顿一家剧院遇到一名导演，遂询问对方的戏剧观点。得知这人“要改变世界”，牟森甚是惊诧，觉得这人是个政治激进派。对方解释道，戏剧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手段，它通过大量的身心训练来改变一个人，培养其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能力。牟森深感震动，其后有了一个重要立场：

“中国没有别的问题，既没有政治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教育。教育上去了，一切都好了。”

年，邓小平南巡。这年，已北漂多年的牟森正式辞去西藏话剧团的公职。同年，移民多年的张大力受西方涂鸦文化影响，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墙上图下了第一个个人头像。年，牟森导演《彼岸·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这是他对当时戏剧系统不满意的一个教育实践。崔健看完《彼岸》，深受感动，创作出同名歌曲《彼岸》，收录于《红旗下的蛋》。这一年，张大力曾回国去深圳转了一圈，模糊觉得国内要变，并于两年后正式回国。高波回国定居的缘由不明，但他与张大力是同学，不排除互通信息的可能，国内动向的转变可能是其回国的重要缘由。

“我们站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要到彼岸去。

“彼岸是什么？

“彼岸！”

这是牟森《彼岸》的台词。十六年后，改名为“波木”的高波以《等待戈多》为题材，创作出《彼岸》系列艺术作品。他说：

“你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剧本的最后3句话，翻译出来就是：

‘哎!我们还走吗?’

‘走吧。’

‘他们一动不动。’”

20多年前，张慈和张夏平为了所谓的信仰，告别故乡来到北京，但是没几年，她们抛弃北京，安家海外。值得玩味的是，年以后，她们两人也开始频繁来回于中国与定居国。年10月29日，张慈带着自己首部纪录片《哀牢山的信仰》来到上海，片子记录了她25年后从国外返回出生地滇南哀牢山，“寻觅”母亲、“寻觅”信仰的进程。年5月21日，旅奥20多年的张夏平在故乡昆明举行绘画作品展。同年7月13日，张慈带着《硅谷中国人》回到昆明举行首映式，该片讲述了硅谷中国人的故事和经历。

世界个p

5位早年流浪北京的艺术家，终究或定居北京，或频繁来回于国内。这是一种迹象，此现象得益于国内的迅速发展、各项环境的改良，和割不断的血脉亲情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四海为家”其实才是没有家，到处漂着。国内有人乃至大胆预言，除去各类基础研究等学术工作，国内的发展环境及发展条件并不比欧美诸国差多少。换句话说就是，没必要羡慕定居海外、北上广的人群，一个人只要具有相当实力，地区并不是束缚你的关键因素。

梁博在业内享有大名，但是今年8月19日，他公然表示“下周六我正式结束10年北漂生涯，回南京继续战役……终究还是不能不向户口屈服，为方便孩子上学，卷包走人了。”众人或为其惋惜，或表示不解。我倒认为，没有户口肯定影响梁博一家在京生活，但不足以成为其离开北京的关键缘由。清华博士、IT技术大牛、居住10年等有力砝码，足以让人对他积分落户抱有极高期待。

而今，梁博出人意料地急切返回故乡南京，其意义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放弃进入体制，执意为了艺术做“盲流”。这其实是站在了时间的源头，率先去新一线安家发展，毕竟一样的房款在南京可入住顶级学区房。固然，南京是不是属于“新一线”有待商议，但其地位、发展态势低于北上广深等绝对一线是肯定无疑的。

世界个p，有多重含义。1是没必要把挤进大城市想得如何郑重其事，在小地方成绩一番事业、实现自我价值，一样值得提倡；2是不同的人所认定的“美丽新世界”常常不同，重要的是你能根据科学标准，找到合适自己的新世界；3是“美丽新世界”虽然因人而异，但其评判标准却是客观的，这个新新世界不是虚构不是p的，它真实存在并须经慎重判断才能得以发现、确认。

年，人们惊讶地发现：引领潮流的实验戏剧导演牟森，居然中断戏剧演出，一头扎进了历史堆。他的个人博客——“重构”早已不更新，但读者至今依然能在上面看到牟森苦研历史的痕迹。张大力和高波回国后，也出现明显的历史转向。比如，张大力留意到很多历史图片常常根据政治情势的演化被p来p去，所以他创作出《第二历史》。而高波自从改名“波木”并提出“裸思主义”，便一直在“试图回到最初的原点去追溯”。

梁博宣布离京时间表后，仅仅过了两天即8月21日，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雨果奖。两件事撞到一起，总有些强调、渲染的意味。《北京折叠》借垃圾工人老刀的见闻，介绍了北京的“三个世界”，和不同世界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悲喜故事。有读者评价道，中国作家写了部反应中国现实的小说，却取得科幻文学奖，这事儿确切很魔幻！

但无论如何，上述活生生的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作出的人生选择，和各类现实与虚构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走好青年之路、过好这一生的重要参考。现实即便被p，也不过是更换了特定了场景，不管甚么场景，它们都曾真实存在于人类的无穷历史。我想有个家，北京北京，或onnightinBiJing。

人物相干

这篇文章，我始终没想好如何结尾，总感觉想表达得太多，却又说得太散。思来想去，决定列上牟森说的那些至今仍振聋发聩的“肺腑之言”。

“我就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抱怨自己。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自己，由于没有人强制你去干这个要死要贫困的事情，谁强制你干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自己干了，就要想办法干好。”

“为何？你自己选择做这个事情，没有人强制你，你没有理由去说这个哎呀没有人给我钱啊，这不成其为一个问题。”

“这么多年在这儿，肯定有这个因素，就是北京是首都，它的这类文化的氛围，肯定至关重要。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以北京为主。但以后不见得了，可能广州上海拉萨，我都要去。”

“在这样一个江湖时期，从好的方面讲，就是它不限制甚么，每个人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你不伤害国家利益，不要反党，你都可以干。固然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伪的东西甚嚣尘上。这类混乱不堪没有标准，我觉得仍然很好，由于秩序需要在混乱当中产生。”

“要说我们有甚么共性，那就是大家都在做自己想做而且喜欢做的事。”

“一个人一生中能够找到一件事，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件事需要满足6个条件：自己喜欢、善于、一个人能够掌控、有市场、可持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