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鸿军苗伟山孙萍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年第10期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是现代学科建制的基本要求。与老牌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作为新兴学科,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中,新闻与传播学有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身学科的合法性执着努力。推动研究方法的逐步规范化正是这种努力的一大发力区域。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定的时代场域会影响到研究方法的认识判断,但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在70年的学科发展中,一直没有忽视研究方法,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传播学“进口”而带来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独立而带来的现代学科建制对研究方法的强调,促使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越趋规范化并逐步被制度化重视。过去70年,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形成了一些核心议题,达成了方法薄弱、方法制约学科发展等共识,但依然存在质化与量化之间的争议、方法对知识贡献的价值不大、方法会束缚研究者、量化研究过于简化等不同声音。从未来的图景看,在显学趋向和“三大体系”建立的背景下,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还将担负助力本学科本土化的新使命。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规范化;学科建制;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是指研究的程序和过程是否符合学术共同体所达成的一系列准则与原则1。在现代学科建制的学科评价标准中，研究方法是否规范，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底层知识生产机制，牵连整个学科知识创新基础和前提，缺乏方法的规范性会导致很多研究自说自话，无法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2。一门学科是否具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已成为判断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3。与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老牌学科相比，中国新闻与传播学非常年轻，新闻学自20世纪初诞生至今有百余年，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正式引入中国也就40余年。过短的历史、老牌学科的俯视以及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竞争压力，驱使新闻与传播学在70年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本学科的合法性执着努力，而不断推动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正是其努力的一大重点。

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研究方法的认识演变

在谈及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时，有众多研究指出研究的不规范问题:孙旭培和黄旦认为，在新闻传播领域，因为历史、文化和学术训练等多方面原因，存在着很多“随感录”“夹叙夹议的散文”4和“记者式研究”5;孙旭培针对研究方法的不规范问题谈到，在各种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的失范中，“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6;李红涛在分析原因时，这个领域因为缺乏学术共同体建立起规范的学术制度，导致各种外部力量不需要“转译过程”，直接长驱直入进入7。然而，梳理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70年，却发现，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建制与研究方法可谓共生共长，新闻与传播学学科逐步从无到有，由稚嫩到成熟，由边缘到中心，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时也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越趋科学化。

(一)新闻学的诞生及研究方法的提出(-年)

-年是我国新闻学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选择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是，首先，学界历来以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我国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标志，而在年我党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之前，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受到西学东渐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基本是民主自由、学派多元的格局态势。在19世纪20年代，民国时期的一批新闻人如徐宝璜、任白涛、邵飘萍、戈公振等人有关新闻实践的著作陆续出版。但是，虽然这一时期的新闻学已诞生，但其研究也仍以报刊创立、发文采编为主，加之当时国人办报救亡图存的意义远远大于报刊著述本身，所谓的“新闻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新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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