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来，外卖平台被一再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外卖市场、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和不断提升的配送速度;另一边则是困在系统里的骑手、被殴打以及劳累猝死的新闻。以此为契机，我们提出“超级流动”的概念，用以描述骑手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甚至越来越疯狂的现象。文章认为，平台出现的一系列负面事件都与超级流动有关。超级流动的内涵分为三个层面:首先，超级流动是在不确定的需求、关系与时空环境下借助互联网技术完成的超精准与高风险流动;其次，超级流动是资本增值的必然要求，因此流动会不断加速;最后，不加限制的超级流动会引发离“心”运动，集中表现为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从业者的高流动预期或流动率。而对“超级流动”的改变，需要放弃“短期主义”做法，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劳动政策。

关键词:超级流动;加速循环;离“心”运动;流动为生

《外卖行业报告》的数据显示，年中国餐饮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其中外卖产业规模为.7亿，相较于年增长39.3%[1]。外卖大盘的强势增长同样带动了平台岗位的增加。美团发布的《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年上半年，美团平台上有单骑手数达到.2万人，相比年上半年增加41.5万人，同比增长16.4%。即便在疫情期间，美团骑手数量也不降反增:年上半年新增的有单骑手.6万人[2]。与此同时，外卖平台送餐平均时长不断下降，从年的38分钟，下降到年的31分钟，并进一步缩短至年的28分钟[3]。外卖市场接连利好的增长和平台速度奇迹加速了平台在资本市场的高歌猛进。年10月，美团总市值达亿港元，成为仅次于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的中国第三大互联网公司。

但是，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掀开了算法操控下的骑手的困境与绝望。紧接着，骑手送餐猝死仅赔元的新闻、深夜送外卖被殴打致死的消息接连把外卖平台推向舆论风口浪尖。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外卖市场、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和不断刷新的速度奇观，另一边则是困在系统里的骑手、劳累猝死的新闻和被殴打的惨剧。我们该如何理解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巨大的现实反差?外卖骑手以年龄在20~40岁的男性农民工为主，他们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从农村或学校毕业以后直接来到城市，大多数都已结婚并开始养育子女赡养老人，作为“夹心层”的他们往往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4][5][6]。他们是城市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在成为骑手之前可能已经在不同行业间频繁流动，然后落脚于骑手这份流动为生的工作。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城乡流动、职业流动以及作为劳动方式的流动的缩影。流动，原本是他们摆脱农村、寻觅工作的途径，如今却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他们不得不时刻保持一种流动、不确定或者易于流动、服从流动的状态。而当个体流动嵌入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安稳固定的生活就变得愈加遥不可及。本文从“新流动范式”出发，回到“流动中心性”，试图透过分析作为劳动方式的“流动”本身来理解欣欣向荣的外卖市场与在困境和绝望中挣扎的骑手之间的巨大反差。

习近平总书记在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40年。庞大的流动人口不仅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注入了蓬勃生机与动力，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阶层结构与社会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和价值观念等也都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流动”也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尽管“流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但最初被注意到的是大规模的社会、时间和空间转移，而不是劳动过程本身[7]。对于“流动”的认识，学界实际上经历了从城乡到职业再到劳动方式的转向。

“流动”最初被注意，起因于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城乡流动。农民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掀起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的“民工潮”[8]。在西方国家，同样的人口流动也在进行，“穷人—通常不是白人—在流动，因为他们必须离开家才能生存”[9]。进入新世纪，对城乡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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