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以记者、作者、主编等身份，活跃在北京新闻出版战线上，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事业的诸多第一，如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编译社、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社团。毛泽东称：“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冯玉祥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张季鸾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邵飘萍之所以能获如此赞誉，不仅与其创办新闻编译社、《京报》和新闻学研究会有关，而且与其发表的重要文章、出版的重要著作有一定关系。年6月，邵飘萍受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在北京的两年时间里，他做了两件在中国新闻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情。

一是创办了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编译社——新闻编译社，不仅改变了当时北京报刊关于欧美情势和外交信息均取自外国通讯社来稿的状况，而且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内报刊被外国人利用。全国报界联合会提案曾指出：“吾国报纸，欧美情势及外交信息，皆取材外电，彼多为己国之利害计，含有宣传煽惑之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化真伪之举。抄载偶一不慎，鲜不堕其术中。”邵飘萍在《愚与我国新闻界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愚以他国人在我国有通讯者，率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颇以为耻。”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对新闻编译社的创办大书特书，书中指出：“我国人自办之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五年七月，邵飘萍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二是为《申报》撰写《北京特别通讯》余篇22万余字，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及人生等多方面，语言真实感人，文字清新、刚直，大受读者的欢迎。一时间，《北京特别通讯》风靡全国，其作者“邵飘萍”成了当年新闻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另外，邵飘萍于年10月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社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中国新闻教育的先河，参加该研究会的有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

《京报》

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是民国初年北京影响巨大的一份报纸。该报办有《戏剧周刊》《民众文艺周刊》《妇女周刊》等10余种副刊，很受北京民众欢迎。

邵飘萍除了利用《京报》宣传进步思想、革命言论外，还经常把从北洋政府方面获得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以及从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获得的重要信息，提供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他还用京报社昭明印刷厂印刷进步图书，如《非宗教论》书稿，收入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人的论文33篇，还附有卡尔·马克思的铜版像，政治色彩极浓，一般印刷厂都不敢承印。邵飘萍还在书前亲自加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明。

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和群众活动。在党领导的二七、唐山开滦煤矿等大罢工中，《京报》不仅刊发文章同情工人运动，而且还帮助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工人周刊》，并暗中给予物质支援。

另外，邵飘萍还将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心得，撰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一经出版就销售一空，并多次再版。《新俄国之研究》后来还被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列入教学参考书，也是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里“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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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慧审核：宋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