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1年，江阴的经济社会成就用“令人惊艳”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江阴在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中实现了“十六连冠”，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第一县”，年度GDP总额超越了全国近80%的地级市。

“令人惊艳”的背后，更值得探寻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江阴在“强势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市场经济依然活力勃发，企业生态万物生长？

为什么江阴数十年改革基业常青，在每一个艰难时刻总是能够从不懈改革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新动能？

为什么在泡沫与投机潮起潮落的当下，江阴的企业家们却笑看风云，笃守本业与本土，实体经济花开满天？

为什么江阴没有迷失于GDP情结，也没有醉心于速度和财富增长，而始终牢记人民幸福才是发展的根本？

江阴之问，同样是中国改革之问。

澎湃新闻推出

系列报道：“江阴启示”

——力求用事实与故事及其内在逻辑

解答江阴“为什么”

再过数月，江苏无锡江阴市的集成改革试点将迎来两周年。作为江苏乃至全国的唯一试点县市，江阴希望通过这项试点，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先手棋”，探路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

集成改革是江阴“有为政府”的一个生动体现。改革开放41年来，身为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的起源地之一，江阴完成了政府职能从“重指令”到“强服务”的嬗变，但以“有为”为鲜明特征的“强势政府”模式却始终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着“压舱石”的关键作用。

也正是得益于“强政府”，一大批举足轻重的“强企业”横空出世，使江阴这座长江下游的小城锋芒毕露，一跃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第一县”，并在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中实现了“十六连冠”，在“年度中国十佳营商环境示范县市”中高居第一。

数据显示，年，江阴有10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强”，12家位列“中国民营企业强”，17家跻身“中国制造业企业强”，5家名列“中国服务业企业强”，各类“强”企业占了全国的三十分之一；有上市公司4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4家，上市公司总数居全国县级市首位。“强企业”与“强政府”两股力量比翼齐飞、交相辉映，是江阴在区域经济竞赛中强势胜出的最大“秘密”。

在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征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改革最关键的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江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模范生”。那么，江阴“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如何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合拍，进而催生“强企业”？“强政府”又是怎样与“强企业”共融共生？

“强政府”催生“强企业”

纵观江阴的经济发展史，政府行为是贯穿其中的一条至为关键的脉络。可以说，缺乏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的江阴能在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竞争也最为激烈的苏南地区脱颖而出，进而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领跑全国的工业强县，地方政府的超前意识与有效作为功不可没。

与“苏南模式”下的江苏其他经济强县一样，江阴经济先发优势的积累起步于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的小工业，也就是社队企业，这也决定了它日后的发展带有天然的“政府基因”。资料显示，到改革开放前夕的年，江阴全县社办企业达家，工业总产值2.5亿元；队办企业家，工业产值达3.83亿元；社队工业产值占全县工业产值的60.2%，首次超过县属工业。

但与同样具有“强政府”传统的苏南其他强县迥然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后江阴对企业发展模式的选择，由此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强政府+强企业”区域经济成长路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社队企业脱胎而来的乡镇集体企业已在全国蓬勃发展。在年迎来撤县建市的江阴意识到，要想继续领风气之先，实现从农业县向工业市的全面转型，必须不走寻常路。其决定发展规模经济，率先作出抓工业重点企业的战略决策。江阴“强企业”的培育自此肇始。

▲年8月1日，江阴市成立大会现场。

年，也就是撤县建市的第2年，江阴从全市个工业企业中筛选出86家重点企业，由市政府颁发俗称为“绿卡”的“工业重点企业信誉卡”。对“绿卡”企业，江阴在资金、电力、用汇、物资、劳动力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逐年根据经营业绩动态调整名单，鼓励和引导企业做大做强。

年，江阴再接再厉，又出台《关于扶持“五大一小”企业、促进转化的意见》，选择投资大、影响大、难度大、压力大、潜力大、产出小的14家重点骨干企业，实行市领导联系、部门挂钩，进行重点帮扶。此后，将扶持“绿卡”企业和“五大一小”企业改为扶持家重点骨干企业。

江阴“抓关键、保重点”的强力措施很快收到了效果。到年，累计组建工业企业集团7个，其中“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华西实业总公司是江苏最大的乡镇企业集团。年，累计有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23个，数量名列全国县（市）第一。

江阴催生“强企业”的另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大动作，是在推行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为重点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将资本经营战略作为关键突破口，由此铸就了江阴在资本市场上至今无出其右的巨大优势。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经历了10多年的兴盛期后，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渐减弱，开始走下坡路。

已察觉到“苏南模式”式微之势的江阴官方，以试点为切入口，踏上了新一轮的改革探险之旅。

年，江阴市委、市政府以“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为指导原则，着手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先后下发《关于进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股份制试点的意见》《乡镇企业股份制条例》等文件，并在7家市属企业首批试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股份制试点。

次年年初，江阴在长泾镇花园村进行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采用存量置换的方法，把4个效益不高、前景不好的小企业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创了集体存量资产置换的先河。

试点取得成功后，年，江阴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企业改革动员大会，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批转企业改革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提出对乡镇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到年底，全市共改制形成6家股份有限公司、家有限责任公司和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江阴的主政者敏锐地发现了资本市场的机遇，决心在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把资本经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突破资金瓶颈、实现裂变发展、抢占竞争制高点的超常规途径。

年，江阴正式将“资本经营战略”提上日程，提出“依托一个大型企业，发挥一个企业家作用，用好一张股票，做大一只蛋糕，带动一批存量”的指导方针，并迅速成立了由13个部门组成的“企业股份改制上市指导小组”，为企业上市担当“高参”和“智囊”。

▲年2月28日，江阴第一家上市公司兴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江阴兴澄冶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这场大戏的第一个幸运儿。原江阴市金融办主任顾平告诉澎湃新闻，由于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政策法规还不完善，各项制度也有待建立，为支持兴澄上市，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基层部门几乎都是倾尽全力，大胆创新地开展工作，帮助其解决遇到的困难。年2月，“兴澄股份”（现为“模塑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江阴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有了政府这个强大“后盾”，江阴企业此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自主发起、捆绑上市、买壳上市等多种渠道，掀起了一股争相上市潮。到年底，全市已有8家上市公司，占全国上市公司数的1%左右，资本市场的“江阴板块”自此闻名全国，成为江阴县域经济发展中最耀眼的一张“金名片”。

资本市场的大门打开，反过来又倒逼和促进了江阴“去集体化”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年，江阴先后出炉《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全面推进乡镇企业改革的意见》，“抓大扶强、转中促优、放小搞活”，打响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攻坚战。到年，全市近万家市属、集体企业的改制工作基本结束。

“民营化”的产权制度改革激发了企业发展内在动力，使江阴彻底形成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全面发展的民营经济格局。到年，全市企业完成销售.4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4亿元、利税总额57.9亿元。工业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工业投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名列江苏全省县（市）第一位。

“此轮的改革，使江阴乡镇企业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家的潜力得到了空前释放。”长期观察研究政企关系的江阴市委党校学者秦泗阳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同时，政府行为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秦泗阳说，政府退出企业的微观运行，从以行政推动为主转变到以政策调节为主，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转变到营造环境、依法监管、强化服务上来，“完成了由‘重指令’的‘全能型政府’到‘强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化。”

“店小二”与“急郎中”

进入新世纪后，江阴的“强政府”与“强企业”形成了交相辉映之势。同时，随着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地洗礼与历练，政府“有形之手”对于经济的驾驭能力和调控技巧越来越娴熟。

这种能力与技巧，首先体现在向市场持续供给发展战略，并不断创新具体的战略举措，推动工业经济实现了由“铺天盖地”到“顶天立地”的历史性跨越。

年，江阴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意图打造一批具有裂变扩张能力、快速发展动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航母式”企业。从这一年起，江阴延续了年代培育扶持规模企业的经验做法，每年确定88家企业，包括重点企业集团、优势企业、成长型企业等，加大要素资源倾斜力度，并由工业管理部门跟踪管理、动态调整。年，又将88个重点企业扩容至个，改称“百强工业企业”。

经过这番精心培育，江阴的“强企业”再次出现井喷之势。到年末，全市的规模工业企业达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个，是年的58倍以上；有10家企业跻身“中国企业强”。自年“中国企业强”榜单发布以来，江阴的入围企业数、升位企业数和升位速度均名列全国同类城市前茅，一举奠定了其“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的地位。

不断雄厚的家底，愈加坚定了江阴在做强实体经济上的底气和决心。

年，江阴首次将“产业强市”确立为地方发展的首位战略，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定走产业强市道路不动摇，做优做强实体经济”。围绕这一全新战略，江阴同时提出了“五个全力”的工作要求，包括全力支持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全力扶持中小企业做强做大、全力重塑“江阴板块”优势、全力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力度、全力优化政府服务效能等。

▲近年来，围绕“产业强市”战略，江阴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此后，一系列重磅产业发展政策接连出炉。在将“产业强市”确定为首位战略的当年，江阴即以市委、市政府名义高规格出台《关于加快产业强市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决定设立亿元产业强市发展资金，这是江阴史上最大手笔的产业扶持资金。年，江阴再次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产业强市建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希望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特点，江阴建立了市领导、相关部门与企业挂钩制度，实施分类指导。对大企业大集团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策；对优势成长型企业强化要素支持、政策扶持；对中小企业，引导其专注主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成为在细分领域的“小巨人企业”。

经过“有形之手”近20年的持续发力，如今的江阴实体经济，已呈现出“大企业集团领跑、优势成长型企业紧跟、中小企业竞相发展”的良性梯度格局。

政府“有形之手”对于经济的驾驭能力和调控技巧，还体现在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上。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积极践行者，江阴地方政府围绕“强服务”将“有为”发挥到了极致。

在江阴企业界，有一段“市委书记密集走访家企业”的佳话。年5月初至9月底，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历时多天，通过27次密集踏访，一口气走访了家上市后备企业。

“走访中，我主要问两个问题，一是上市进程推进如何；二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解决。只有深入了解企业家的需求，才能精准发力，真正帮助企业排忧解难。”陈金虎对澎湃新闻说。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右二）走访企业。

顺应市场需求主动作为，正是江阴“强服务”的最鲜明特征。这种“江阴式服务”贯穿于政府行为的各个环节，其着眼于城市发展长远的“人才之道”即是一个典型范例。

作为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城市，人才是江阴推进产业强市和企业创新升级的核心支撑。但与国内一二线城市相比，仅是县级市的江阴在招才引才上，无论综合资源还是区位交通都天然处于下风。如何吸引人？靠什么留住人？江阴把人才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祭出的法宝是：聚焦人才创业所需、生活所急，用全方位的服务将“软环境”变成竞争力。

年，曾留学瑞典的海归人才顾铭带着她的贻贝粘蛋白项目在全国寻找产业化基地，历时半年考察了十几个创业热点地区，始终没找到特别满意的园区。但一个偶然机会，顾铭在江阴仅仅停留了4个小时，就决心把项目落户江阴。

让顾铭爽快作出决定的，是地方政府务实的服务态度。“江阴高新区领导当时对我说‘你们孵化三年，我们就陪你们三年’。江阴各级政府部门办事高效，政策服务‘一条龙’，这份真心深深打动了我。”

年1月，顾铭注册了江阴贝瑞森生化技术有限公司，8月拿到厂房图纸，11月破土动工，年5月开工生产，贝瑞森成为了国际第四家、国内第一家贻贝粘蛋白生产供应商。“这在国外是很难做到的。在瑞典，95%以上的创业型医药小企业，要么死掉，要么卖给如美国那样的大药企，它是很难自己去经营发展的。”

▲江阴贝瑞森公司外景。

顾铭的经历是江阴“抢人才”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通过“暨阳英才计划”等“人才强企工程”，江阴的揽才成绩斐然：已建成诺奖得主研究院5家，院士工作站55个，国家、省工程技术中心家；全市各类人才总量超过35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近1.3万人。

“对党委政府而言，强服务是本职，优服务是天职。当企业阳光灿烂，发展顺风顺水时，政府要给它服务好，保障好，当好‘店小二’；当企业遇到阴雨天，经营有困难，政府要给它提供全天候帮助，当好‘急郎中’。”陈金虎对澎湃新闻说，当前区域之间竞争愈发激烈，过去那种拼优惠、拼资源的老路走不通了，现在要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换、市场主体的活力，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

政企关系的“围墙辩证法”

通过有效作为，江阴的地方政府展现出了中国基层政权罕见的政策调控能力。但事实上，其同样也有所不为，并拿捏好了“有为”与“不为”的尺度，将行政行为止步于恰当的边界上。

“对这个边界，政府与企业的共识是：企业围墙外的事情，政府负责做好，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围墙内的事情，企业负责做好，政府不插手、不干涉。”江阴市工商联主席、法尔胜泓昇集团董事长周江对澎湃新闻说。

但周江分析认为，在厘清这个边界的同时，企业通过做好围墙内的事，影响政府的下一步决策布局；政府则通过做好围墙外的事，引导企业进一步做好围墙内的事，“两者之间并非是漠然的楚河汉界，而是形成了良性互动。”

江阴政企关系的“围墙辩证法”，体现出的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智慧。有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近年，江阴通过制定“围墙外”游戏规则，强化正向的“样板效应”，激励更多“围墙内”的企业和企业家“相互较劲、相互学习、相互追赶”。

在江阴，有个由市委、市政府召开的“重点骨干企业座谈会”，极为企业家们看重。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上，企业家不仅按贡献大小排座次，还将身挂“金牌”接受真金白银的表彰，风光无限。

▲年度江阴市重点骨干企业座谈会现场。

对于“重点骨干企业”，江阴专门设立了一套严格的评定办法，只有入围的企业，才能获得参加座谈会的资格。以今年为例，入围的门槛是：工业、建筑业企业年入库税金0万元以上，服务业企业入库税金万元以上。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告诉澎湃新闻，为了抢到座谈会的“入场券”，临近年底时，一些有望入围的企业家往往会再加把劲，希望能在税收缴纳数额上往上“再冲一冲”。

“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主要目的是激发企业家的雄心壮志，营造尊商重企的浓厚发展氛围。”陈金虎说，一直以来，江阴的企业扶持政策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干货”，从龙头骨干企业到高成长性企业、中小微企业，“企业拿着文件一对照，就知道能拿多少奖励。”从年以来，江阴已累计兑现产业强市发展资金、政府奖励超过40亿元。

这一“以贡献论英雄”的激励机制已立竿见影。数据显示，年江阴全市重点骨干企业总数为家，年增加23家，年增加40家，年又增加52家，总数达到家。其中，入库税金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建筑业企业，年增加12家，年增加27家，年又增加21家，总数达到家。

对企业围墙内的事情，政府不插手、不干涉，但在此原则的基础上也要做好必要的补位与引导。这一方面是基于江阴地方党委政府对市场“无形之手”之于资源配置关键性作用的清醒认识，另一方面因为企业是追求微观经济利益的主体，完全凭靠企业家精神和个人力量，其价值取向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与宏观经济与社会利益相悖，亟须“有形之手”予以纠偏。

官方数据显示，江阴全市土地开发强度已超过40%，远超30%的国际警戒值。作为一个装备制造、电子、化工等产业集中的城市，前些年其产生的危废量也居全省前列，环境压力剧增。

对此，江阴地方政府并未放任企业“自我调节”，而是铁腕出手。年以来，江阴累计关停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家，

过去三年环保执法处罚总量是整个“十二五”期间的3倍。同时，通过启动“绿色信贷”以及绿色分类评价，倒逼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成效显而易见。年，江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9.4%。城区PM2.5浓度同比却下降了8.3%，降幅位居全省前列。

尽管有“围墙”为界，但江阴也深知，“强政府”与“强企业”的和谐共生不能完全靠默契与自觉。当下的重点是，必须用制度管好政府的“有形之手”，让闲不住的手收起来，让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在这方面，江阴党委政府一直在探索，最新的尝试是以集成改革试点为契机和抓手，杜绝权力部门的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

对政府权力，江阴编制了市镇权责大清单，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实施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全部罗列出来，明确告诉市场政府在管什么、做什么，以此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并强化政府责任。通过行政权力的应放尽放、能放则放、充分下放，江阴构建完成了市级和镇（街）、开发区的新型权责体系。

同时建立了“问责机制”，以督查和考核作为推进改革的两个轮子。在江阴市行政服务中心，每一个审批事项从前台受理，到后台初审、审核、办结，再到群众取件，在线监察系统都实行同步监控，审批事项全过程“看得见、管得着”。一旦超出业务办理的承诺时限，系统会亮出黄色和红色的双色警告，并启动相应的追责机制。此外，对党员干部作风和工作实绩，江阴还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并启用黄牌警告、考核扣分等制度规范责任约束。

科学的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寻租空间和人为干预空间，也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各种隐形负担。对于制度带来的“红利”，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深有感触。“作为董事长，我差不多有20年没跑过部门了。”她对澎湃新闻坦言，“以前找政府部门办事，往往需要老总亲自出面，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很多部门的负责人我都不认识，但无论是谁，事情一样能办好。在江阴，企业办事不靠熟人，而是靠制度。”

“回溯改革开放41年来江阴政企关系的演变历程，最有价值和最值得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无论什么时期，政府都非常有担当，主动作为；二是政府在不断摸索中找到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结合点，并与企业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为江阴的长远发展集聚了宝贵的制度优势。”江阴市委党校学者秦泗阳对澎湃新闻说。

日前，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主办的年度“中国钢铁工业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奖”公布获奖名单，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旗下的兴澄特钢等两家企业的产品获得殊荣。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产品规格最全的专业化特钢生产企业。两年前，出于管理便利和提升工作效能的需要，集团决定将总部从外地一座大城市迁至企业前身江阴钢厂和子公司兴澄特钢的所在地——江苏无锡江阴市。

“搬迁总部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仅仅为解决交叉持股问题，企业就专门成立了重组小组，对下属十多家公司进行股权变更。事项环环紧扣，手续复杂繁多。”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董事长俞亚鹏告诉澎湃新闻，所幸江阴市相关审批部门全力配合，通过简化流程、上门服务、并联审核等方式，将在其他地方或许需要审批一两年的大量市场准入事项在三个月内就完成了，堪称“江阴效率”。

事实上，在江阴这座县域经济领跑全国的小城，高效不仅体现在行政审批领域，基层治理、综合执法、民生保障、环保监测、城乡融合等多个维度都在释放这个地区探索系统性、集成化改革的成果和红利。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县级改革试点，已如火如荼推进了一年多的集成改革，正成为江阴乃至江苏在改革领域的“金字招牌”。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江阴之所以能扛起探索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旗，正是得益于其浸入血脉的强大改革基因。改革开放41年来，江阴的发展从以“草根”为主的乡镇企业起步，在政企同心的催生下，借由资本市场的强劲东风，倒逼企业变革产权，从而全面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规范管理、提升竞争力，并由此形成政府扶持企业，企业反哺财政，税收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环。江阴也在屡积跬步、层层递进的改革历程中跻身全国百强县之首，成为江苏民营经济的领跑者。

无疑，集成改革是江阴长期扎根于丰沃改革土壤中结出的最丰厚的果实。在江阴，改革就如同一条浩荡的大河，穿崇岭，踏险滩，生生不息。数十年间，正是改革大河的滋养，“中国制造业第一县”跃然生长。

萌芽：“苏南模式”异军突起

因地处长江之阴而得名的江阴，自古便是中国纺织工业重镇。宋时沿江一带广种棉花，土布生产随之兴起，自明清始成为农家主要副业，素有“日出万匹，远销南洋”之誉。机修、翻砂、粮油加工等也在许多集镇初现，成为乡镇工业的“胚胎”。

解放后，江阴农村开始显露出超前开拓商品经济的冲动，即依靠集体农业的积累，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当时被称为“社队企业”的小工业。到年底，全市办起各类工厂家，次年达到家，但由于设备简陋、效益不佳，加上国家经济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经调整至年底仅保留为农业服务的骨干企业85家。年，江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发展，社队工业悄然复苏，这其中尤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最为著名。

上世纪60年代初，初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为走出大队在全公社最为贫穷的困境，带领村民通过平整土地、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实现了亩产一吨粮，使华西成为闻名遐迩的农业样板村。尽管由此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吴仁宝认识到想致富就必须得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路子。年，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他顶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悄悄办起了五金厂。

▲年，江阴华西村创办小五金厂

“也就是这家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地下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一年利润相当于多亩地的产出。”江阴市政协主席徐冬青告诉澎湃新闻。

年，华西村靠五金厂赚的钱，建成了五层大楼用于办托儿所、中小学。年，全村共有固定资产万元，银行存款万元，另还存有三年口粮，在全国数以万计的乡村中富甲一方。

“可以说，五金厂为华西村日后的经济腾飞赢得了先人一步的生机，也成了燎原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星星之火。”徐冬青表示。

随之创办的板网厂、药械厂、织布厂等，使华西村于上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在江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在其带动下，上世纪80年代，江阴乡镇工业以每年30%左右的幅度递增。截至年底，全市共有乡镇企业个，村办企业个，村办以上工业企业密度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个，涵盖纺织、轻工、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等90多个门类，乡镇工业总产值飙升至71.28亿元。

乡镇企业的风生水起，使江阴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笔下“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这一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通过乡镇政府直接领导，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走出了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

在原江阴市体改委副主任、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仁先看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使江阴这个长江边的小城从一个纯粹的鱼米之乡迈入工业化快车道，也为如今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市场启蒙和资本洗礼的数百家全国乃至全球领先企业，奠定了改革破冰、累积成长的坚实基础。

转折：资本市场率先突围

尽管传统“苏南模式”下由集体主导创办的乡镇企业，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初期普遍存在的资源短缺难题，但乡镇企业长期依靠有限的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逐渐呈现小而全、小而散的发展劣势。

“企业想转型、壮大，首先要有资金。”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苏南绝大部分地方尚未认识到可用资本经营手段发展企业时，江阴政府和当地一批理念超前的企业家已率先达成了对“资本经营”价值的共识，认为可通过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尝试，让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产品经营为基础，实施资本运作，再以此获得的利润支撑产品经营，使企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超常规裂变式发展。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即是其中的典型。

年12月，从老家移居至邻镇的李兴，凭借曾在家乡担任过化工厂副厂长的经验，联合12名江阴澄南村村民，在三间简陋的石棉瓦厂房里，以总计3.8万元的借贷资本，靠生产五氧化二磷产品，创办了澄星集团的前身——澄南化工厂。此后通过成为国营大厂的金牌供应商，澄南化工厂搭上国企的快车，得以迅速壮大。

年，经行业协会组织，到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商学院参加培训的李兴，首次接触到“股份制”的概念，对资本市场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他瞄定美国纳斯达克，开始筹备澄星上市的前期工作。但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阻断了企业海外上市之路。

“那个年代国家为确保股市的有序发展，严格控制上市公司数量，乡镇企业拿不到分配指标，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借壳上市’。”李兴告诉澎湃新闻，通过业内人士打听，他了解到无锡宜兴市境内的江苏鼎球实业有限公司在上市后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发展受挫，正在寻找合作伙伴重组。

为尽早实现合作，年4月的一天，在听说曾促成鼎球公司上市的时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正陪同有关领导到无锡考察，入住蠡湖宾馆后，李兴带着澄星收购鼎球的申请连夜赶赴无锡，请求支持。秘书长看后当即表态同意，但指出申请文件不合规范，需改由市政府行文，再逐级签字，提交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

“当时省里关于股份制问题的会议就是在第二天上午召开，为争取时间，我们一行人马上赶回江阴，找到市委书记汇报时已是晚上十点。”李兴回忆，书记当即表示全力支持，立即将已经下班回家的办事人员叫回，以最快速度办妥一应手续。

待李兴拿着市里出具的公函回到蠡湖宾馆时，已经是后半夜，被叫醒的秘书长即刻签署了意见。一行人又连夜赶到南京，一早将文件交给正在开会的时任主管副省长。

“整个过程紧张焦灼但进展顺利。事后秘书长向我感叹‘真是服了你们’。如此高效的办事效率也只有江阴的政府和企业做得到。”李兴说。

年12月，澄星集团以万元自有资金协议受让鼎球实业万股，占总资本的29.76％，成为鼎球实业的第一大股东。之后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和公司更名，澄星完成由“借壳上市”到“正名入市”的全过程。

同期，通过独家发起、资产重组、捆绑上市等多种途径，江阴迎来企业争相上市的“井喷期”：年底全市8家上市企业累计募集资金21.6亿元，约占江苏省募资总量的7%，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上独树一帜的“江阴板块”。

“在当时的江阴，多路并发的上市模式可谓俯首可拾。”原江阴市金融办主任顾平告诉澎湃新闻，“井喷”一方面源于企业自身发展的资金需要，另一方面离不开政府敏锐精准的政策扶持。

年，为更好地发挥“高参”作用，江阴市政府成立了以体改办、银行、财政局、政府办等13个部门组成的“企业股份改制上市指导小组”，为企业上市提供个性化、一条龙服务。同时指导有潜力的企业用足用好国家相关政策，帮助其解决在上市之初“敢不敢想”、“想不想上”的问题。此外，在资产评估确认、审计确认、股权转让、土地处置等方面向上积极争取，形成“上市一个，成功一个，上准一个，带动一批”的正向效应。

截至年底，江阴共有上市公司4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4家，另有上市后备企业家、新三板后备企业家，上市公司总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县级市首位。

借助资本的强大推力，一大批江阴制造企业从扬子江畔走向世界，实现了行业内从追赶到领跑的飞跃。阳光集团从给国际巨头“贴牌”代工，到创建自主高端品牌，进而把国际标准化组织、纺织品技术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的牌子挂到了自家门口；澄星集团通过收购、兼并、重组，不断夯实核心竞争力，成为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法尔胜泓昇集团依靠上市募集的资金，加大对缆索产业的投入力度，一举奠定在全国金属制品领域傲立群雄的“江湖地位”。

“事实证明，上市挂牌是企业最好的转型升级，兼并重组是政府最好的招商引资。”顾平表示。

嬗变：产权变革活力迸发

资本市场“江阴板块”的腾飞不仅加速了企业转型，也倒逼着企业加快形成一套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产权制度——由集体经济主导转向多元资本结构。

“但改制并非一帆风顺。”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李兴告诉澎湃新闻，年因对上市过程中一笔款项去向存疑，他曾被纪检部门短暂“隔离审查”，当时恰逢乡镇企业改制在全市动员推广。澄星集团资产总额大，又是上市公司，在全镇举足轻重，但因自己无暇应对，其他经营者又不愿斥资买股，改制一度被搁置。

误会解除后，市、镇领导找到李兴，详谈明晰产权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意义，希望他动员企业班子成员、骨干启动改制。

“当时我想了一夜，相比过去，上市后公司的管理体制是有了很大进步，但对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如果企业产权总是含混不清，员工主人翁地位只停留在政治层面，法人代表没有最终裁决权，‘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就很难根除，企业能耐再大也不会有太多作为。”李兴表示，次日上班后，他立即召集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开会，讨论改制问题。

根据当时的评估与审计，全公司有资格参股的共96人，其中李兴可享51%的股权，剩余49%由其主持分配给他人，每位参股者需付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现款。“前景不明，还要大投入，许多人犹豫不决。也有人心怀妒忌，认为日后企业就是我一个人的。”李兴告诉澎湃新闻，经过反复动员，多番表明心迹，最终集团改制工作于年3月顺利完成。

改制初期的观念困惑同样在江苏阳光集团发生着。

▲阳光集团

“从短期看，起初我个人认为改不改制对企业的发展都一样。创业者秉持着为集体服务的理念，不会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相反改制若存在分配不平衡问题反而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但当时的地方主政者在助推企业上市的过程中已率先一步意识到，公司上市后，若个人产权始终得不到尊重，市场活力会长期受到压制。

年，在全市第一支股票“兴澄股份”上市的同期，江阴着手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乡镇企业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明确“大型企业集体控股上水平、中型企业多方参股增活力、小型企业拍卖转让搞民营”的改革思路，坚持改制形式的多样性、改制政策的统一性和改革工作的配套性，打响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攻坚战。

在政府引导助推下，年阳光集团完成首轮改制，由多名中层及以上管理者控股90%。次年，集团在壮大毛纺主业的同时，开始涉足生物医药、房地产、医疗器械等产业，尝试多元发展。

“实践证明，企业通过改制确实焕发了生机活力，发展速度和灵活度都大幅提升。”李兴感叹。

在江阴市委党校学者秦泗阳看来，政府顺应企业需要出台的系列改制措施，不仅为突破传统“苏南模式”下乡镇企业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产权模糊、政企不分、经营短期化等瓶颈制约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从根本上解除了模糊的集体产权对企业家的束缚，激发了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为江阴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建立了激励机制健全的产权基础。

年，江阴全市近万家市属、集体企业的企业改制工作基本完成。

“江阴的这次产权改革比较果断，也非常彻底。”秦泗阳告诉澎湃新闻，正是这一步改革使江阴在年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而纵观当时原本比江阴实力强劲的一些周边地区，因担心被指责集体资产流失，没有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推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改制改组、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层面上的对内对外开放，从而错失发展先机。

凭借优良家底和健康体制，江阴各大企业内生式的经济增长潜力得到空前释放，汇聚成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业、装备制造业以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多项支柱产业，江阴也藉此成为江苏民营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年，江阴实现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十六连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亿元，蝉联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第一。

深化：集成改革全面落地

一家家企业的成功转型改变着江阴，也改变着与之鱼水共生的政府行为。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大面积涌现的乡镇企业是江阴改革发展的1.0版本，在政府引导下开展的资本市场率先突围和产权变革活力迸发是江阴改革的2.0版本，那么当下，如何进一步服务企业、营造更优营商环境，并以行政管理改革为“先手棋”，同步撬动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以及开发开放、城乡发展一体化、社会事业、基层党建等多维度改革的协同并进，则是江阴改革水到渠成的3.0进行时。

“作为全国的改革先行区，江阴有着强烈的改革基因，曾率先发展乡镇企业推动‘苏南模式’大放异彩，勇于探索资本经营成就‘江阴板块’独树一帜，全面启动产权制度改革激活民营经济新动能，又主动呼应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实现开放型经济蓬勃发展。”从江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到江阴挂职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仲剑告诉澎湃新闻，江阴有数量庞大且实力超群的大企业，如果通过改革释放了活力，能最直观最快速地反映在企业获得感上。因此当江苏省委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中央要求的情况下，决定开展系统性、集成化的县域改革时，经过再三调研对比，将唯一试点放在了江阴。

试点确认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多次到江阴调研，并指出要发挥好江阴集成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效应，把一个地方的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由点到面产生“溢出效应”和“1＋1＞2”的“叠加效应”，让“盆景”变成更多的“风景”，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改革大局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据仲剑介绍，江阴的集成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省委省政府对改革试点的支持政策集成、围绕问题根源作一揽子系统解决方案的改革思路集成，以及谋划改革试点方案的同时配套考虑改革落实的推进机制集成。

根据年7月印发的《江阴市县级集成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在改革思路集成的探索上，江阴围绕构建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沉底到边的基层治理体系、精准有力的社会救助体系、温馨周到的生活服务体系和全域覆盖的公共安全体系，部署了七大方面27项任务。

具体操作上，以改革基础最优、呼声最高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当头炮”，编制市、镇权责大清单，全面推进“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代办制、不见面”，基本实现企业注册开业2个工作日、不动产权证4个工作日、一般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40个工作日以内完成的“”高效审批。去年，项审批服务事项已实现“不见面办理”，98%以上事项实现网上办理。

“以前企业办个证少说也要几个月，最长等过近一年，递交材料要往返十多个部门。如今在行政审批中心一个窗口即可受理，不到一个月就能拿证。工程提前开工，因此增加的效益难以估算。”对比以往流程，如今“与政府打交道方便快捷”成了不少江阴企业家投资创业的共识。

退伍军人赵航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在江阴周庄镇着手成立一家包装新材料公司，意外的是，镇政府服务中心仅用2个工作日就办齐了公司五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海澜集团总经办负责人在去年办理企业商业项目建设施工许可时，也连连感叹审批9万平米的仓库，手续只花了20个工作日：“过去办这类项目要跑气象、民防、消防、规划、建设等多部门，耗上三四个月也是可能的。”他表示，而今只需在行政审批中心的综合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即可。

改革释放的高效红利还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延伸。

借鉴下辖徐霞客镇的先行改革经验，江阴将全市分成17个一级网格、个二级网格、个三级网格，“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均纳入网格管理中。同时整合多部门职能组建综合执法队伍，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

“过去，外来员工集体宿舍内电动车乱停、电线乱拉，一直处于‘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状态。”周庄镇派出所所长余军平感慨，如今只要网格员发现并上报此类问题，镇网格中心就会立即召集综治、消防、村委等联动处置。基于网格化工作带动的多元共治水平提升，周庄镇近半年内发案数和矛盾纠纷数均同比下降超过10%，环境污染治理、消防隐患整治等也都取得不俗成效。

“集成改革不仅提升了企业涉政审批的工作效率，通过构建精细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夯实平安之基、营造更优生活环境，也为企业发展留住了人才。”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

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仲剑表示，今年集成改革将重点抓好任务落实，总结提炼经验，完善推进机制，力争到年将江阴建设成为江苏同类城市服务效率最高、发展环境最优、创新动力最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多的改革发展示范区。

得益于改革带来的雄厚产业基础、优越投资环境和高效政府服务，去年5月，在对全国十多个城市进行考察后，联动天翼将总投资亿元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及系统项目落户江阴高新区，预计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超亿元。“项目从跟踪到洽谈成功仅用了两个月。”仲剑透露。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江阴是靠吃改革饭长大的，改革兴则江阴兴。”在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看来，江阴经济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凭借血脉里深厚浓烈的工商业基因，深耕实业、勇闯大业的企业家群体，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又恪尽职守的干部队伍，快人一步地抓住了几次历史性改革发展的机遇，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可以说，江阴过去的成就来源于改革，当下的发展得益于改革，未来的辉煌也必将维系于改革。”

说到江阴，许多人都惊叹于它的“大”与“强”。

不足0平方公里的县域，没有丰富的矿藏等资源禀赋，没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也缺乏央企、国企的强力支柱，然而，却在中国县域经济版图上勾画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印记：

——年GDP达亿元，高于宁夏、青海、西藏；拥有48家上市公司，在全国县级市位居第一，总量超过内蒙古、贵州、宁夏、青海、西藏等5个省（区）。

——各类“强企业”云集：有10家“中国企业强”，12家“中国民营企业强”，17家“中国制造业强”，5家“中国服务业企业强”。

——“江阴制造”大家族有近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票销售收入超百亿的20家。经济强省江苏营收超千亿的企业屈指可数，江阴独占2家（海澜集团、中信泰富特钢）。同时，还有一大批抢占行业话语权，成为所在领域的国家乃至国际标准起草人的“隐形冠军”。

“如果把一座城市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实体经济就是它深埋地下的根。根深自会枝繁叶茂。”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自豪地说，江阴实体经济高原隆起、中小企业铺天盖地、骨干企业高峰林立，构筑了富民强市的坚实根基。

咬定本业，精耕细作

江阴民营经济发达。自上世纪70年代始，一大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萌发，“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市场经济大浪淘沙，不少企业均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境地。而江阴却有很多的草根企业，挺过一轮轮残酷的市场竞争，不仅存活了，而且成长壮大为航母级企业。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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