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管武汉之前的疫情和北京此次新冠疫情是不是反华势力投毒造成的，至少我们追溯源头时不能简单排除这种可能性，未来的疫情防控同样也要做好食品和水源及相关设施的检验检疫工作。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近几天来，北京新冠疫情的死灰复燃牵动了每个人的心。目前已经有三例确诊病例，其中两例是中国肉食品综合研究中心的员工。

6月12日下午，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大门已经紧闭

有些朋友表示，在国外疫情还很严重的情况之下，出现个别病例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笔者持不同的看法。

没错，在国外疫情还很严重的情况之下，的确无法难以避免国内个别零星病例的出现。但是，这指的是和入境人员密切接触的情况，也就是之前所说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像此前的广东、东北和北京等多地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这的确是正常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是，这次北京的新冠疫情明显不是这种情况。相关人员不仅没有发现出境经历和与入境人员密切接触的情况，而且大多是中国肉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员工这一点更是不同寻常：

我相信，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新冠病毒防控的情况之下，中国不可能不知道和食品密切接触的检验检疫人员染病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人的防护和检测肯定是远远高于其他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防范最严密的首都北京还出现了肉食品研究中心员工染病，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很小的。

虽然此波疫情目前只有三例病例，但是由于源头诡异，造成的损失可一点不小。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现在北京六大批发市场已经全部或部分停业：

当然，现在对北京疫情源头的追溯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最新的报道，在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发现了病毒：

但是，这仍然无法打消笔者的疑惑，在进口的三文鱼上并没有发现病毒，涉及三文鱼的相关人员也没有发现病毒，那病毒是怎么跑到案板上的呢？三文鱼在很多时候是生吃，不一定是鱼本身被感染或者注入，冷链运输过程中鱼身上的冰也很可能携带病毒，所以选择三文鱼下手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幕和武汉疫情源头追溯时的情况非常类似。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少人都宣称“华南海鲜市场发现病毒，因此病毒来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一直到不久前的两会上，高福院士才指出，当初调查的时候根本没有在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身上发现病毒，而是在下水道废水当中发现的病毒：

试问，要是病毒真的来源于野生动物的话，那么显然动物身上的病毒应该多于下水道废水等环境样本当中的病毒。怎么会在动物身上发现不了病毒，而却能在下水道废水当中发现呢？

当然，如果要是换一个视角来看，食品和水源与食品加工用具等设施当中出现病原体，是从古至今生物战投毒的常规套路。从汉代霍去病之死到抗战时期部队对抗日根据地的生化战，绝大多数情况采取的都是这个套路。

当初的武汉和这次的北京疫情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笔者不敢断言，但是恐怕不能简单的排除这种可能性。

记得笔者在疫情爆发之初的多篇文章当中就曾经提出过，这次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国新冠疫情明显不同于自然情况下传染病发展的一般规律：

就传染病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病原体的发展演变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的。要先从“只能感染动物不能感染人”变异到“可以感染人但不能人传人”，然后再变异到“有限人传人”，最后才能变异成“快速持续人传人”。要是从“只能感染动物不能感染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变异成“快速持续人传人”，那就不是病毒而是神仙了。

因此，绝大多数的新型传染病都是在“不能人传人”或者“有限人传人”的阶段就发现了，如果要是在“快速持续人传人”阶段才发现，那也往往不会是集中于一个地区而是多点开花。像这次爆发阶段才发现，而且集中于武汉一个地区大爆发的情况，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现在很多朋友批评的在这次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专家虽然都怀疑人传人，但是还说“未发现人传人”，可能也有这方面因素。

再加上美国去年的电子烟肺病，以及拒绝《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上签字等等诸多诡异的情况，我们在病毒溯源工作中绝不应该忽视人为投毒的可能性。随着中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和欧美疫情的全面爆发，反华势力在中国再次投毒的可能性也不断增长，除了要做好入境人员的检验检疫工作，也要做好食品和水源及相关设施的检验检疫工作。

而笔者在做出上述论断的时候，不仅北京此轮疫情没有爆发，高福院士没有公布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调查情况，甚至外交部和央视也还没有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beijingshizx.com/bjsh/11363.html